《又与焦弱侯》是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又与焦弱侯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作品简介
创作背景
李贽一生著作甚丰,其诗文集命名曰《焚书》。李贽《焚书》卷二有《又与焦弱侯》一信。此文应是万历己丑(1589年)下半年或稍后在麻城所作。根据是此信列在《复焦弱侯》之后,该信有“所望兄长尽心供职”之语,查焦竑万历己丑春中状元,授脩撰才在北京任职。此是郑子玄到麻城与李贽见面后李写给焦竑的信。参照《焚书》卷六《送郑子玄兼寄弱侯》五律所说“旅鬓迎霜日,诗囊带雨秋。蓟门虽落莫,应念有弱侯”,可旁证此信似写于深秋时节之后,当时焦竑正在北京。
翻译注释
翻译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的朋友。他的文章虽然不及丘长孺父子,但品德朴实而且有知羞耻的心,不愿去讲学,也是位可喜人物,所以喜欢他。他完全没有亲身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也没有亲身见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只看到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也确实像他们那样罢了,所以感到羞耻而不愿去讲学。不讲虽然是过错,但是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愿意去讲,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如像这样而作罢,那么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道学家就该讨伐了。他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些人都是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高官,志在成为巨富;既然已经得到高官,成为巨富,仍然照样讲着道德,说着仁义;又跟着对人乱嚷乱叫说:“我想要劝勉讽戒社会习俗。”他认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没有能超过讲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就不愿意讲。既然如此,不讲也就不是过错了。
黄生经过这里,刚从京城去长芦去打秋风又眼着别处去担任新的职务。遇到了更有权势的官僚,便舍弃了长芦的长官,随即调转马头往北,而撞风冒寒,不顾年老,已经到了麻城,对我说:“我想游览嵩少,那个有地位的人也想游览嵩少,于是拉着我一起走,因此来到这里,但他已经在城里等着我,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这里住上一夜了。回来的时候再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就多相聚几天再分别,现在太过仓促了,实在舍不得分别。”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但他的真心又是怎样的呢?我猜测他的内心实在是对在林那里捞油水难以割舍把。林三次上任做官的,黄生没有一次不跟着前往,去了回来一定满载,现在仍没有满足,好像饿狗想着隔日的屎一样,竟敢欺骗我说是想游览嵩少。他用游览嵩少山的名义隐藏到林云程处去打秋风来欺骗我;又担心林云程怀疑他打完秋风半路离开寻找我,于是用再用舍不得我李贽的原因,再来寻访李贽为理由来使林云程满意:真是名利双收,肉体享受得到满足,名声品行得到保全。我和林云程差一点都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能够察党,能不说他的手段太狡诈了吗!今天宣传道学的人,和他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看些所谓圣人其实和那些自称山人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只是有幸运有不幸运的不同罢了。幸运能写诗就自称为山人,不幸运不能写诗就不称自己为山人,称自己为圣人。幸运能讲良知,那么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运不能讲良知,那么就不称圣人而称自己为山人。这样翻来覆去,为骗世人和名利,名义上是山人心里却和商人一样追求名利,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穿墙偷盗。已经是可鄙视了,为了掩盖打秋风的目的竟然标榜是游嵩少。以为别人是可以欺骗的,那就更加可鄙了。现在讲道德性命之学的道学家,都是和标榜游览嵩室山的黄生一样患得患失,而志气在于高官厚禄,美好的田宅,吉利坟地,庇护后人,都是在林云程那里假托理由舍不得李贽。子玄不愿意讲学,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再说商人又有什么可以鄙视呢?带着数万资金,经历风浪波涛的危险,受到关卡上官吏的侮辱,在集市交易中忍受诟骂,辛苦劳累无法形容,所携带的很重,但是得到的却微不足道。然而还要和卿大夫们结交,这以后才才能获得利益而避开危害,怎么能够傲慢地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今天这些所谓山人,名义上如同商人,但实际上没有一点资本被称为山人,却不是公卿的门不踏,所以是可鄙的。尽管如此,我难道就没有这种表现吗?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想法,穿着佛教的外衣用来欺瞒世人,骗取名声呢?如有的话请对我进行责备、惩罚,我不袒护短处。即使如此,像他们那样患得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肯定是不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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