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政论文。这篇文章通过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养士”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六国诸侯卿相都争相养士，是他们得以久存的原因，并将“士”分为智、辩、勇、力四种，他们各有着自己的才能，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作者认为战国时期之所以维系长久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能够给各种人才生存的空间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古往今来笼络人才是统治的基石和关键。苏轼此论虽有失偏颇，但见解新颖，论述周详，有好辩善辩的风格。
六国论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作品简介
创作背景
《六国论》这篇文章各本标题不一，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四题作《六国论》，宋刊本《三苏先生文粹》卷二十一题作《战国任侠》（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为《战国任侠论》），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东坡志林》卷五题作《游士失职之祸》。
清《四库书目》卷一百二十子集载《东坡志林》五卷，指出《志林》是“随手所记”性质。明茅坤认为：“余览《志林》十三首，按年谱，子瞻由南海后所作。”较确切点说，这篇文章是苏轼贬官南海儋耳，生活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曾枣庄《苏轼评传》）的艰难境况下写的，系晚年之作。宋代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统治，吴小如在《宋诗漫谈》一文中认为是“似宽实严”，“到北宋后期，从潜在的舆论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公开的政令的控制”。苏轼生逢其时，宦途坎坷，屡遵贬斥，而且每次都因言论文字得罪。著名的“乌台诗案”几乎使苏轼断送了生命。后来，在政治上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他浮沉宦海，很不得志。贬官惠州时，其弟“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他自己也觉得“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遂不作一字”（《东坡续集》卷七《与程正辅书》）。因而，他在南海，身边只有“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的陶渊明一集和柳宗元诗文数策，只好以诗文自娱了。其时所作史论，往往有他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发掘出来的一些他人不易发现的新颖见解，寄寓着苏轼深沉的忧国之思和痛切的身世之感的《六国论》，便是其中之一。
翻译注释
翻译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及卿相，都争相收养人才。上到谋士、说客，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之类的人，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以及鸡鸣狗盗之辈，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物、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数不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而孟尝君还在薛地招聚了六万家侠客及犯罪的人，齐国稷下学宫聚集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燕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无数宾客。后来到了秦汉之际，张耳、陈余号称收养了许多人才，他们手下的宾客及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见于传记的大概就是这些，估计不见记载的，应当是官吏的一倍、农民的一半。这些都是祸害百姓、危害国家的人，百姓怎么吃得消，国家又怎么受得了呢？
苏子说：这是古代贤明君主所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就像鸟兽中有猛禽，昆虫中有毒虫一样。把他们分别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而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明察。
有智谋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辩才的人、有气力的人，这四种人，都是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大多是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别人的，都是要役使别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四种人不失去常业，百姓就安定了。四种人虽然各不相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官吏的选拔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出身，从隋唐到现在是由科举考试出身。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秦二世，然而在那个时候，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去常业。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朴实愚钝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这是六国能略微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统一天下以后，就认为宾客是没有用处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认为百姓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认为官吏不必有才华，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就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掉了豪杰，对于百姓中优秀而又有特殊才干的人，将他们遣散还乡。从前就食于战国四公于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是面黄肌瘦的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秦期的变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在位之时，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畏惧这四种人，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去常业，那么秦朝的灭亡，还不至于这样快。把上百万头虎狼放到山林里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是要吃人的。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相信的。
楚汉之争带来的灾祸，使百姓死伤殆尽，豪杰之士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侍从的车仍然有一千辆，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并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武，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各代统治者并不过问。这难道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单靠官爵和俸禄不能完全笼络住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也许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会爱护他人，百姓学习了礼乐就容易使唤了。”
唉，这哪里是秦朝和汉朝能够比得上的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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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论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作者介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其诗、词、散文成就卓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豪放洒脱，开宋词豪放派先河，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却豁达乐观。书法、绘画亦有造诣，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
苏轼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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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谨录奏闻。谨奏。
子产论政宽猛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信陵君救赵论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无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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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
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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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之浅輭，无难摧砬，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以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曾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馀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而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贵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势所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强，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
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