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
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
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
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素车祷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辞。
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礻付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自春秋已下，黩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至于张老成室，致善于歌哭之祷；蒯瞆临战，获佑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缡也。
汉之群祀，肃其旨礼，既总硕儒之仪，亦参方士之术。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侲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礼失之渐也。
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唯陈思诰咎，裁以正义矣。若乃礼之祭祀，事止告飨；
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
然则策本书赗，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而文实告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祝所读，固周之祝文者也。
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奠祭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
盟者，明也。骍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周衰屡盟，以及要劫，始之以曹沫，终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设黄龙之诅；汉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义存则克终，道废则渝始，崇替在人，咒何预焉。若夫臧洪歃辞，气截云蜺；刘琨铁誓，精贯霏霜；而无补于晋汉，反为仇雠。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
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存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
赞曰：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季代弥饰，绚言朱蓝。神之来格，所贵无惭。
《祝盟》的“祝”和“盟”是两种文体的名称。“祝”是祭祀时向神祷告，“盟”是结盟时向神宣誓。祝文伴随着原始宗教活动诞生，起源很早。祝辞的写作又注意“炼字协音，以便背诵”，所以其产生和发展，对后代的文学影响也大。“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部落、集团、国家之间“结盟”的出现才产生的，文学价值较小。本文以论述祝文为主，同时讲了与祝文相近的盟文。
全篇分两部分：一、讲祝辞的起源、发展情况及其写作的基本特点。二、讲盟文的产生、发展情况及其写作的基本特点。
本篇所讲的这两种文体，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渐失去实际的意义和作用。从本篇可以看出刘勰对鬼神的基本态度，基本上可以说是强调事在人为，鬼神之说较为虚无。
自从天地确定了位置，各种神灵都受到祭祀。既诚心诚意地尊祭「六宗」之神，名山大川也都按一定的顺序致祭。于是风调雨顺，使得五谷庄稼生长起来。由于千百万老百姓所仰望，报答诸神降福的祭祀就这样兴起来了。但是祭祀馨香的祭品，要以道德本身为根本。掌管祭祀的祭官向鬼神陈述虔诚的信念和愿望，就要以文辞为凭据。传说上古时代的神农氏，开始有年终祭祀和农事有关的八种神灵。
它的祷辞说：「土地返回它的位置，水流归回它的沟壑中去，昆虫不要为害作乱，对庄稼有害的草木都回到水泽。」这就是上古三皇时代的祝文了。
虞舜在春天祭祀田土的祷辞说：「扛起这长长的犁铧，去耕种那南山的田亩，让四海之内都获得大丰收。」
为百姓谋利的思想，已表现在言辞里了。到了殷商的商汤，礼贤下士，尊敬贤良，德行威望一天天高起来。他用黑色的牛来告祭上天，把天下百姓的罪过都归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他的祭天祝祷之辞。商汤还曾乘着毫无装饰的马车去祈祷免除旱灾，列举了六种过失来责备自己，这就是求雨的祷祝文辞。到了周代的祭官太祝，掌管六种祷祝的祷辞。
于是用「万物齐生」等话来祭天地；用「光明普照」等话在迎接太阳的祭祀礼拜时诵唱；用「早起晚睡」等话在祖孙合庙的合祭典礼上告谕；用「多福无疆」这样的祷辞，在祭祖献食的祭礼上宣布。另外，天子出征时的祭祀天地和祭祀军队所到的地方之神，也没有不用祝文的。这些都是用以表示对天神地祇的敬畏虔诚，对宗庙祖先的尊崇恭敬。
春秋以后，污渎讨好群神的祭祀多了起来，以至祝祭的史官念祝祷的文辞，无神不祭祀的。到春秋时代，晋国大夫张老祝贺晋献文子赵武新建宫室落成，有祝他长久居住于此的祷词。卫国的太子蒯瞆在临战之前，还做了祷告请求祖先保佑自己不要断筋折骨的祝词。可见，虽然是处于仓促或困难的情况下，也必须祭祀祝祷。至于《楚辞》的《招魂》，可以说是祝辞里最早讲究文采的作品。
到了汉代的各种祭祀，对各种礼节都十分的重视。汉武帝一方面总括了大儒们的建议，一方面也掺杂了方士们的方术。所以秘祝官遇到灾变就可以把罪过推到下面，和商汤在祝辞中把罪过归于自己的心意完全不同；又如用十岁至十二岁的黄门子弟作为「侲子」，去打鼓驱除疫，同越巫骗人的说法相同。这些都说明祝辞这种文体渐渐变质。
又如因为有了黄帝的《祝邪之文》、东方朔的《骂鬼之书》，于是后世的谴责邪鬼的咒辞，都仿效它们，极力追求善于咒骂。唯有陈思王曹植的《诰咎文》，才是正确的咒辞。至于《礼记》上记载的祭祝之礼用的祝辞，其内容只是祈告祖先希望他们来享受祭品。
而汉魏时代的祭文，还要同时赞美被祭祀人的言行。祭文中兼用赞颂，是从古代祝辞中引申来的。还有，汉代皇帝的陵墓里，流传下了哀策这种文体。周穆王的爱妃盛姬死后，《穆天子传》里有「内史官主持写作哀策文章」的记载。
「策」本来是为了书写赠送给死者的礼品，是为了表达哀悼的思想感情而写作的一种文体。所以，它的内容和诔有些相同，而这种哀文主要是上告神明的；它从赞扬死者的事迹开始，表示对死者的哀悼结束，内容上具有颂这种文体的特点，却以祝这种文体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汉代的太祝令在祭祀时所读的哀策，其实是周代祝文的发展。
各种文章都表现出一定华丽的文采，而请神降临用的祝辞则要求朴实，祝辞的写作要虔诚，要无愧于内心。祈祷的文辞的格式，须诚恳和肃敬；祭奠文的格式，应当写得恭敬而且哀痛。这就是祝这类文体写作的大概要求。班固的《涿邪山》祝文，就表现了祈祷的诚恳和肃敬；潘岳的《为诸妇祭庾新妇文》，就表现了奠祭的恭敬和哀痛。列举汇集这类作品加以研究，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盟」的意思就是明。用赤色的牛，或者用白色的马作祭品，盛放在装饰着玉石的器皿中，在神像下陈述的言辞，在神明面前祷告的话语，就是「盟」。在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这三王的时代，他们都是众望所归、大家信任的，所以不需要发誓立盟。如果有什么事需要约誓，用一定语言约定后就分开。到东周衰落之后，盟约的事就经常进行了，出现了强迫要挟和劫持订盟的情况。开始有鲁国的曹沫要挟齐桓公订下了齐鲁之盟，后来有赵国的毛遂劫持楚王迫使订下了合纵之约。到了秦昭王时，与巴蜀的少数民族订盟为誓，用珍贵的黄龙表示不侵犯夷人。汉高祖得天下分封诸侯王时，用山河不变之意来冀望诸侯保持长久。然而，任何盟誓，只有坚持道义盟约才能坚持到底，道义不存，就会改变起初的盟誓。事情的兴废完全决定于人，赌咒结盟能起什么作用呢？如像汉末臧洪在讨伐董卓时的《酸枣盟辞》，慷慨激昂；西晋末年刘琨《与段匹磾盟文》，也写得十分的坚定。但这些盟誓，对挽救东汉、西晋的社稷并没有什么补益，盟誓者后来反成仇人。所以我们知道彼此不是由衷的信任，盟誓也就毫无用处！
「盟」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必须叙述当前形势的危机，奖励忠孝节义的品行，约定共生共死，要求同心协力，祈求幽鬼神灵来监视，指着上天来作证，用感情激动的言辞来立下忠诚的意念，用恳切的语言来敷陈盟誓的文辞。这些就是盟文的共同点。然而困难的并不是写作盟誓之辞，实行盟誓之辞才是最困难的事。殷鉴不远，后世的君子，应当把过去盟誓的教训保存下来作为借鉴，讲究诚信就可以了，不要依赖神灵！
总结：慎重祭祀上下四方的神明，祝官太史专管祝祷的祝辞。道德的实诚在于恭敬严肃，修饰文辞必须写得和美。季代末世的祝辞越来越讲修饰，祝辞就要写得绚丽多彩。神灵被感召降临啊，以诚意无所惭愧为贵。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谟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皇世《三坟》，帝代《五黄》，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曖，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
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照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
《礼》以立体，据事剬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生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赞曰：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茜；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
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暨汉武封禅，而霍嬗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王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至于苏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钟其美。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趋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干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民亡，故同吊也。及晋筑虒台，齐袭燕城，史赵、苏秦，翻贺为吊；虐民搆敌，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而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力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平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沈膇。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语，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闻；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
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未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赞曰：辞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恸。虽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载可伤，寓言以送。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左右。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从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
汉灭赢、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钺。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族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周爰谘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僖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辨：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
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
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末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在于兹矣。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者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人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已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麇兴于前：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
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赞曰：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搞辞无懦。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櫽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俊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辊？辑？讹；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
赞曰：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
夫文变多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率故多尤，需为事贼。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盖寡，接附者甚众。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夫能悬识腠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豆之合黄矣。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辔而已。
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此已然之验也。昔张汤拟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屡谴，并理事之不明，而词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钟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晋景称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以此而观，则知附会巧拙，相去远哉！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词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克终底绩，寄深写远。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矣。
赞曰：篇统间关，情数稠叠。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道味相附，悬绪自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录图曰：“潬潬噅噅”，棼棼雉雉，万物尽化。”言至德所被也。丹书曰：“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
昔黄帝神灵，克膺鸿瑞，勒功乔岳，铸鼎荆山。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及齐桓之霸，爰窥王迹，夷吾谲陈，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镂，专在帝皇也。然则西鹣东鲽，南茅北黍，空谈非征，勋德而已。是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禋祀之殊礼，名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元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邱：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余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余巧。故称“《封禅》丽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勣寡，飙焰缺焉。
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搆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干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
赞曰：封勒帝勣，对越天休。逖听高岳，声英克彪。树石九旻，泥金八幽。鸿律蟠采，如龙如虬。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毫，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
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鹪鹩》，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显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章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亦可以喻于斯乎！
赞曰：敷表绛阙，献替黼扆。言必贞明，义则弘伟。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