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维翰论》选自《读通鉴论·卷二十九》。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人。唐庄宗时进士,石敬瑭引为掌书记。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叛唐,他主谋引契丹兵为助。石敬瑭即位,累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等。执政期间,又力主臣服契丹。本文极力鞭挞桑维翰,称他“祸及万世”,自他以后,由契丹而女真,由女真而蒙古,由蒙古而清(这句当然不便说明,自在不言之中),“贻祸无穷,人胥为夷”,其罪魁祸首就是桑维翰。文中对桑的不遗馀力的讨伐,表现了王夫之强烈的民族气节。其借此鞭挞明末清初桑维翰一流的人物,是不言自明的。
桑维翰论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之浅輭,无难摧砬,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以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曾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馀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而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贵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势所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强,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
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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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注释
翻译
为国家出谋划策但给天下遗留下大祸患,这样的人是天下的罪人,但这样的人是有等级的。祸患天下比较短的时间,就是短时间的罪人,卢杞就是这样的人;祸患殃及一代人的,就是一代人的罪人,李林甫就是;祸患殃及万代的,就是万代罪人,自有人以来,只有桑维翰称得上是这样的人了。
刘知远出谋划策来鼓励石敬瑭谋反,倚仗山河险要,依靠兵马强壮,并且知道李从珂的浅薄、懦弱,势力不难推倒,这样的计谋就确定了。但桑维翰急切地请求折节来侍奉契丹。石敬瑭智力低微、胆子很小,就急忙听从桑维翰的计策,割地称臣,给了契丹生杀予夺的权利,刘知远据理力争但没有胜利。于是把百姓的生命、五帝三王的规矩都付之东流。契丹变弱小,女真乘机壮大;女真变弱小,蒙古乘机壮大;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患,百姓都沦落为夷狄的奴隶。这不是石敬瑭当初的想法,恰恰是桑维翰主使他这样。
桑维翰起家于刀笔文墨,是石敬瑭的书记官,本来是后唐教育培养的士子,对李氏有何仇恨,却一定要消灭他?对石敬瑭有何感恩戴德,却一定要拥戴他为天子?石敬瑭如果死于李从珂德之手,桑维翰自有居住、生活的地方。石敬瑭篡位的图谋已经实现,却不能说因为刘知远的计谋而起的。他是一个喜欢祸乱的奸人,暂且不足以责备;假使一定想让石敬瑭成功,也可以交给给刘知远这类人,慢慢地收获必定得到的成功。(桑维翰)却力排众议,一心以异族为君父,我不知道是何用心!石重贵在位期间,(桑维翰)只知道把曲意逢迎契丹作为确定不移的策略,使重贵耗费天下财富来侍奉契丹。百姓财产耗尽,民心涣散,后来南宋皇帝赵昺在崖山的灾祸,就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毁坏野蛮民族与华夏民族最大的防线,给世世代代带来祸患;就不仅是重贵被俘虏、客死他乡而已了。议论的人把亡国的罪过归于景延广,(这)难道不是诬陷吗?景延广的失败,只是不幸运罢了!他智慧太小而图谋过大,可以把这个看作他的过错,可也仅仅是倾亡了臬捩鸡侥幸得来的国家,并不是对传统的中华造成了损害。正义的名声已经昭显,即使败了也是光荣的。至于石敬瑭的生死存亡,还哪里值得讨论呢。
(在危难之中)维护华夏名义的,是景延广;做事虽然大逆不道,但有正直名声的,是安重荣;保存华夏把它交给宋的,是刘知远。如果在当时的那些人中选择的话,只有这三个人可以记录。自有人类以来,犯下天地不容之罪过的,只有桑维翰称得上。胡文定写《春秋传》极力称赞他的功劳,这恐怕是秦桧之流的始作俑者吧?
注释
(1)卢杞:字子良,唐滑州录昌(今河南滑县)人。以门荫入仕。德宗时,累官至门下侍郎、同门中书下平章事。他忌能妒贤,陷害大臣,搜括财货,任意榜棰,怨声载道。后贬死澧州。
(2)李林甫:唐宗室,权臣。开元中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人阴柔狡猾,为相十九年,厚结宦官、嫔妃,迎合玄宗意图,又排斥异己,使唐政日益败坏,酿成“安史之乱”。
(3)刘知远:五代时沙陀人,世居太原,初从石敬瑭起兵。石敬瑭称帝,以功拜中书令,封太原王。后契丹灭晋,乃即帝位,国号汉,为后汉高祖。
(4)石敬瑭:即后晋高祖。后唐末,以军功封河东节度使。契丹南侵,石敬瑭为后唐末帝李从珂所疑,惧诛,乃用桑维翰谋,引契丹兵灭后唐,称臣于契丹,并割燕云十六州之地。
(5)李从珂:后唐末帝,为明宗养子。初以功封潞王,后自立。为石敬瑭借契丹兵灭之。
(6)浅輭:浅薄软弱,輭,同“软”。
(7)契丹:源于东胡,北魏时建国,五代初始强,改国号为辽。后被金所灭。
(8)知远争之而不胜:以上史实见《资治通鉴·后晋纪一》。王夫之《桑维翰论》即据之而发。
(9)女直:即“女真”,古代少数民族名,五代时称女真,后属于辽,因避辽主耶律宗真讳,改称女直。后建立金朝,亡于蒙古。
(10)胥:相与,皆。
(11)尸:主其事。
(12)刘知远:五代时沙陀人,世居太原,初从石敬瑭起兵。石敬瑭称帝,以功拜中书令,封太原王。后契丹灭晋,乃即帝位,国号汉,为后汉高祖。
(13)契丹:源于东胡,北魏时建国,五代初始强,改国号为辽。后被金所灭。
(14)重贵:石重贵,石敬瑭之侄。石敬瑭死,嗣位为出帝,始终媚事契丹。后为契丹所俘。
(15)帝昺:指南宋最末一个皇帝赵昺,迁厓山(今广东新会县南,也作崖山),元兵攻陷厓山,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
(16)缧系:囚系。
(17)穹庐:毡帐。
(18)景延广:字航川。石敬瑭时官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重贵时,加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19)臬捩鸡:石敬瑭之父。
(20)尧封禹甸:意指中华。尧之封域,禹之治地。甸,治。
(21)义问:或作“义闻”。
(22)刘知远:五代时沙陀人,世居太原,初从石敬瑭起兵。石敬瑭称帝,以功拜中书令,封太原王。后契丹灭晋,乃即帝位,国号汉,为后汉高祖。
(23)覆载:指天地,天覆地载。
(24)胡文定:名安国,字康侯,宋绍圣进士,南宋高宗时,官至给事中,谥文定。其所著《春秋传》中,屡称桑维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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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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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
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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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论
人之于物,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则人重而物轻。人重而物轻,则物之附人也坚。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轻也。古之圣人,其取天下,非其驱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为之长,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谓人重而物轻。且夫吾之于人,己求而得之,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己守而固之,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后与之。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而不可与守天下。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则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术留天下。以术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
昔者三代之君,享国长远,后世莫能及。然而亡国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诸侯用事,而秦独得山西之地,不过千里。韩、魏压其冲,楚胁其肩,燕、赵伺其北,而齐掉其东。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而以为不急持之,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是以毁名城,杀豪杰,销锋镝,以绝天下之望。其所以备虑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无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陈胜、项籍因民之不服,长呼起兵,而山泽皆应。由此观之,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欤?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苻坚、姚兴、赫连之徒,纷纷而起者,不可胜数。至于元氏,并吞灭取,略已尽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为周、齐,周并齐而授之隋。隋文取梁灭陈,而后天下为一。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众,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乐,而惧其不久;立于万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为举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制为严法峻令,以杜天下之变。谋臣旧将,诛灭略尽,而独死于杨素之手,以及于大故。终于炀帝之际,天下大乱,涂地而莫之救。由此观之,则夫隋之所以亡者,无以异于秦也。
悲夫!古之圣人,修德以来天下,天下之所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视失天下甚轻。夫惟视失天下甚轻,是故其心舒缓,而其为政也宽。宽者生于无忧,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昔尝闻之,周之兴,太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归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绝,丧失其旧国,而卒以大兴。及观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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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
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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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纵囚论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