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周代崇尚德行功业,产生了铭和诔这两种文体。士大夫的才能之一,就是遇丧事能够作出诔文。诔,就是积累;累计死者生前的德行,加以表彰,使其不朽。夏代、商代以前的诔文,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其文辞也没有听到和见到过。周代虽然有了诔文,但并不用在士大夫身上;而且规定低贱的人不能给贵族作诔文,小辈的人不能给长辈作诔文。天子死了,只能说是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确定谥号,在礼节上是很重要的。自从乘丘之战中卜国和县贲父英勇战死,鲁庄公作诔表彰了他们,才开始对士人作诔。到了孔子死后,鲁哀公亲自为他作了诔文。里面有“上天不愿遗留下这样一个老人”的哀切的文辞;“呜呼”的叹息,虽然不是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格式却由此保存下来了。到柳下惠的妻子为柳下惠作的诔文,那就文辞悲切而韵语深长了。
到了汉代,继承了以前的趋势来写诔。扬雄的《元后诔》,内容实在是繁多而杂乱;“沙麓之灵”几句只是摘要,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怀疑它是《元后诔》的全篇。哪有累列德行、叙述尊荣却只用四句的?杜笃作的诔文,在前代有很高的声誉;他作的《吴汉诔》虽然精巧,但其他的诔文却多粗疏。难道因为他的《吴汉诔》受到过汉光武帝的称赞,就对这些粗疏的诔文改变看法,都成了千金那么珍贵吗?傅毅作的诔,是符合诔文体制和次序的;苏顺和崔瑗作的诔,内容辩白,与文辞的简约互相参照;看他们叙事如传记一样,文辞靡丽声律协调,确实是作诔文的人才。潘岳作诔文的构思专门学习苏顺,很会叙述悲哀的感情,容易达到新颖贴切的意境,所以他和东汉的苏顺隔代并称,能够得到美好的声誉。至于如像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得到后人的效法,它们好处在于简明扼要。陈思王曹植虚得名气,他的诔文实在辞繁冗而文气迂缓,他在《文帝诔》的结尾,有百余言完全是在自我陈述表白,这就远离了作诔文的意义和要求。
至于殷代的臣民咏颂商汤,在《玄鸟》诗中追述上天的降福;周代的史官歌颂文王,在《生民》诗中追述先代后稷的勋烈。作诔累列叙述祖宗的功德,这是诗人的写法。至于叙述哀情,那就要接触到相关的事物来抒发。傅毅作的《北海王诔》中说“太阳的光被遮住,大雨使得天昏地暗”;开始在序中表达感情。于是它便成了后代写诔文的样式,仰慕而效法傅毅的,就越写越好了。
详细考察诔文的体制,它的特点是选择死者的言论,记下死者的行事,体裁像纪传,文辞像颂文的特征。它以叙述死者光荣的过去开始,以抒发哀痛的感情而结束。讲到死者的为人,仿佛能够与之相见;讲到对他的哀痛,凄凄切切好像使人悲伤。这些就是写作诔文的要求。
碑,就是增益。上古的帝王记下告天地的话,进行告天地的典礼,要竖立一块石碑来增加山岳,所以叫做碑。传说周穆王巡游的时候,把功绩铭刻在弁山石上,也是古代立碑的意思。还有,古代宗庙中也有碑,它们竖立在宗庙堂前的东西两柱之间,只是作为祭祀前拴牲畜用,不在上面刻功勋。后来铭刻功绩的金属器物渐渐缺少,所以后代用碑来代替了。用石碑来代替金属器物,同样可以使功绩永垂不朽。以后碑又从宗庙里移到了坟墓上,在坟前立碑,犹如堆聚泥土而加高了墓地一样,使其显得高大而又能保持长久。
自从汉代以来,作碑文、碣文的风气盛行。这些作者中,才华横溢的莫过于蔡邕。看看他的《太尉杨赐碑》,骨力是从《尚书》中来的;《陈寔碑文》和《郭有道碑》这两篇碑文,措辞没有失当的;他的《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众多的碑文,无不写得清晰恰当。他叙事全面而扼要,文辞雅正而润泽;清润的文词婉转变化而没有穷尽,巧妙的用意层出而突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达到好处。孔融的创作,摹仿蔡邕。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篇碑文,明辨巧捷,富有文采,也算得上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了孙绰作文,有志于写作碑文。他的《温峤碑》《王导碑》《郗监碑》《庾亮碑》文辞繁多,段落复杂,只有《桓彝碑》这一篇,辨析裁断算是最好的了。
写作碑这类文章,依靠史家的才能。碑文的叙事就是传记,它的韵语就是铭文。标立叙述死者美好的德行,文辞必须犹如风采清凉的光耀;明白的记录死者的鸿勋,必须显现卓越宏伟的功绩:这些就是写作碑文的标准。碑实是刻铭文的器物,铭实是碑的文辞,因为在石碑上刻写铭文而立下了碑文的名称。碑的产生是先于诔文出现的,所以刻石记功的,就归入铭这类文体的领域;树碑叙述亡者事迹的,就同于诔这种文体的范围。
总结:叙述事迹追写道德,碑文与诔文因而建立。铭刻功勋纂辑德行,使德行光彩的形象汇集。看那人的风采好像在眼前,听到他的话像在悲泣。墨拓石碑上留下华彩,亡者的影像岂能就这样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