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从前唐尧虞舜时代的臣子,用口头言辞敷陈政事进奏意见;秦汉两朝的辅佐大臣,给天子的书称为“奏”。
陈述治理国家的大事,进献礼仪制度,上告紧急事变,弹劾官员的罪过错误,这些通通都叫做“奏”。“奏”,就是进的意思,臣子在下面敷陈进奏,把下情进奏给在上的天子。秦统一天下后才开始确定称奏书,但是当时法家当政,他们缺少文采。看看丞相王绾等人的上书称秦始皇功德,文辞质朴而意义浅近;李斯的《治骊山陵上书》,叙事简略,内容是虚假的。
秦代的统治残暴,不施恩泽于百姓的情况也从文章中表现出来了。自从汉代以来,向皇帝进奏事情又叫上疏。文辞典雅的奏疏,前后相接,文采突出,颇为可观。如贾谊的向汉文帝上疏陈述务农的重要的《论积贮疏》,晁错的向汉文帝上疏议论对匈奴用兵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向汉成帝上疏建议定郊祀之礼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向汉宣帝上疏劝告实行先王的礼制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向汉宣帝上疏建议崇尚德政缓狱减刑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向汉成帝上疏劝谏不要喜好神仙方术一类迷信的《说成帝拒绝祭祀方术》。这些奏疏,说理既肯切周到,文辞也通畅明白,可以说是懂得奏章的体制了。东汉贤臣众多,好的议论没有隐藏起来。杨秉向汉桓帝的上疏发表了对灾异现象的看法,陈蕃的上疏表现了对天子赏罚不合制度的愤懑和怨恨,奏疏敢于直谏,很有骨气。张衡向汉安帝上疏指摘了《史记》《汉书》中与经典不相符的地方,蔡邕向汉灵帝上疏论列了朝廷制度典章制度的不合;他们都学识渊博,见识正确。魏代的名臣,有文采和理论的,轮替出现。如高堂隆上疏借天象变异来劝谏魏明帝修建宫室不要过于豪华,黄观上疏奏禀有关教学的事宜,王朗上疏建议节省的问题,甄毅上疏说明选拔要实行考核制度。这些奏书说明他们在尽应尽的操守。西晋多灾多难,处于祸乱不断的时代。刘颂在免除淮南王相的职务后仍然殷勤地关心国家大事,上疏陈述自己的意见;温峤看到太子修建西池楼观劳民伤财,便深感不安而上疏劝谏。这些都是体察国事的忠心规劝啊!
奏这种体裁,必须以明确可信和忠厚诚实为根本,辨别分析和通达事理为首位。意志坚强才能完成任务,见闻广博才能够把道理说得透彻,斟酌古代的经验教训来处理当今的事务,治理繁杂众多的情况而能够抓住要害,这些就是奏疏写作的基本要求。
至于检查弹劾他人罪过的奏书,是用来严明法纪、清除弊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官,就是专门负责纠正过失和错误的;秦代的御史大夫,主持执掌弹劾的法令和条文,汉代设置了中丞这一官职,以总管检查弹劾。他们的职责是像鹰鸷一样勇猛地打击坏人坏事,所以写作弹劾的奏书要磨砺得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肃杀。看看孔光的奏本弹劾董贤,就用事实来证实他的奸邪;路粹的奏本弹劾孔融,就是用捏造罪名来诬陷他有罪恶。著名的学者与阴险的人本来用心就不同。至于傅成为人果敢正直,而他奏劾的言辞坚实深刻;刘隗为人恳切公正,而他弹劾的文奏却很疏梳概略。这反映了他们各有自己的用意。后来的弹劾奏书,轮替的互相斟酌取舍,在日常运用上有所革新,但是并不违背旧有的准则。
“启”,就是开的意思。殷高宗说:“敞开你的心扉,灌溉我的心田。”就是取的这个意义。汉景帝名叫刘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的奏都没有称启的。到三国时魏国的书信,开始称“启闻”。在奏事末尾,有的称“谨启”。自从晋代以来,启这种文体非常盛行,作用兼有表和奏。陈述政见,讲明事实,即是奏这种文体的分支;辞让封爵,感谢恩典,也是表这种文体的别支。文字必须收敛谨饬合乎规矩,使其音节短促,辩论扼要,文辞轻快,既讲究文采但又不侈丽,这些也就是写作“启”的大概要求。
还有“表”、“奏”这类文体讲究准确切实,所以称为“谠言”。“谠”,就是纠正偏差。王道的“表”、“奏”有了偏向,那便违背了《尚书》里“只有不偏不倚,王道才广阔久远”的教言。说话没有偏向,所以才叫做谠言。汉成帝称赞班伯的话是“谠言”,就是因为班伯的话正直无偏。自从汉代设置了会奏音乐的八能士,探索阴阳节气变化然后秘密上奏,他们用黑色的囊袋把奏文密封起来,所以这类奏书又称“封事”。西汉的晁错被奉派到伏生那里学习《尚书》,回来后上奏了“便利适宜”。后代“便宜”一类的奏书,都加了密封,为的是谨慎的保守机密。王臣不是考虑自身的安危,一定要说正直的话,要人活着政事就办好,所以不用说空话。
总结:弹劾的奏书执拿在司直手里,肃清风化那歪风邪气。笔锋比宝剑干将还要锐利,墨汁比浓厚的毒酒还要猛烈。虽有那深刻至骨的耿直之言,但不用谗言伤人。进献政见陈述合宜的意见,都必须靠奏和启才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