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谤和称誉。《国语·晋语六》：“考百事於朝，问谤誉於路。”唐柳宗元《谤誉》：“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清龚自珍《尊史》：“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
谤誉
凡人之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则多谤，在上则多誉；小人在下则多誉，在上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且置于远迩，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敢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作品简介
翻译注释
翻译
但凡被人家毁谤或赞誉的人，也各有各的被毁谤或被称赞的原因。君子如果身居下位便会遭到很多的毁谤，如果身居上位就会受到不少赞誉；小人身居下位便会赢来很多赞誉，身居上位就会落得很多毁谤。什么原因呢？君子适宜于身居上位不适宜于居处下位，小人适宜于居处下位不适宜于身处上位。处于应处的地位便会赢得赞誉，处于不宜处的地位就会遭到毁谤。这是指的一般性情况。
但是，君子遭逢乱世，不得已而处于上位，那么，他所行之道必定会违背国君的旨意并且一定会施恩惠给人民。由于这样，毁谤便会产生于上而不会产生在下面。所以，对上来说，该杀头该受侮辱，但人民还是会赞誉他。小人遭遇乱世而后能够混进上层社会，那么，他所行之道一定会符合国君的心意并且遗祸给人民。由于这样，赞誉便会产生在上面而不会产生在下面。所以，他可以受到宠爱变得富裕，但人民还是会毁谤他。君子得到的赞誉，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赞誉，而是他的善行自然表现啊；小人受到的毁谤，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毁谤，而是他的恶行的自然表现啊。
这样说来，那些身处下位而遭到很多毁谤的人，难道全部都是愚蠢或者狡猾的人吗？身处上位而受到很多赞誉的人，难道全部都是仁慈或者聪明的人吗？那些毁谤或者赞誉他人的人，难道全部都是明智或者是长于褒贬的人吗？但是社会上的人听了就会十分糊涂。从一个庸人口中传出，便引起一群人的传播，并且由近及远四方散播。没有不信以为实的。（这样一来），岂止不知该如何对一个人加以褒贬，（并且）还被自己的好恶心理所蒙蔽，被利害关系所左右，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到评价一个人好坏的实情呢？
注释
全文拼音版
谤誉
凡人之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则多谤，在上则多誉；小人在下则多誉，在上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且置于远迩，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敢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作者介绍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与韩愈共倡古文运动，同列“唐宋八大家”。其文峭拔峻洁，寓言、山水游记尤佳，代表作《捕蛇者说》《小石潭记》等揭露时弊，寄寓孤愤。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永州、柳州，故又称“柳柳州”。诗亦清峻，与刘禹锡并称“刘柳”。其哲学著作《天说》等体现唯物主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柳宗元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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