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
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词论》是李清照所著的一篇关于词的专论文章，创作的年代推断为南渡之前。
李清照在《词论》一文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强调了词与诗的分野，强调词配合词牌所对应的曲调演唱的重要性，并在《词论》一文中通过对先前各家的评价中，系统的阐述了优秀词作的标准。
李清照在《词论》中虽然对词在音律、形式上的种种特点作出了较为系统归纳和总结。但没有提及和词息息相关的音乐，也没有系统的阐述如何写词。当然我们考虑到这只是一篇短文，也可以谅解的。《词论》当时流行的词牌曲调中豪放的较少，导致文中评价较高的词家都是婉约为主，为后世豪放派不遵循曲调者所厌恶，更因其一介女流批评大家而被称为“妄评”。
虽然李清照在词论中没有对如何写词进行系统的说明，但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她的词作看到她对她的《词论》的有力例证。
古乐府歌与诗并列发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时期。
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宝，唱歌妙绝天下。有一次，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大开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宝故意穿一身旧衣，戴一顶旧帽子，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装成神情惨淡的样子，一同参加宴席。然后对众人说：这是我的表弟，让他坐末席吧。参加宴会的众人都对他毫不在意。众人边喝酒边听歌，许多歌者轮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谦、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后，大家对二人的歌声称叹赞赏不绝。这时，那位名士忽然指着李八宝对大家说：请让我表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众人都晒笑起来，甚至还有人生气起来。等到李八宝一曲歌唱完后，却引得众人都哭了起来。团团拜伏在李八宝周围，都说：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从此以后，郑地和卫地的乐声在当时更加流行起来，这些声乐的柔糜之处、音节变化也更见烦琐。唐朝时已经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曲调，不能一一枚举。
到了五代的时候，各路诸侯纷纷建国，中华大地战乱不断，斯文扫地，更无人作新曲沿途传唱了。这时只有南唐李璟、冯延巳等君臣温文尔雅，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冯延巳的《谒金门》，“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虽然很奇特、很优美，但是要灭亡的国家所唱出来的歌声也带着很深的哀伤，就不能算曲子词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礼仪、声乐、文章、武功都已经齐备了，又休息生养了百余年，才有柳屯田柳永，变乐府旧声为新声，有《乐章集》传世，确立了他在宋词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又有张子野（张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次等人辈出，虽然时时有妙语传世，但却整篇破碎，不能称为名家。到了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这些人，他们学究天人，填这些小歌词，应该就象是拿着葫芦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样容易，但是全都是不可再会雕饰的诗罢了，而作为词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诗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词却要分五音（宫商角徵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还要分发音的清、浊、轻、重。比如当世（北宋后期）的那些词牌名叫《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的，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来是押仄声韵的，如果押上声韵则与音律协调，但如果押入声韵，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巩），他们的文章有西汉时风格，但如果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词别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后来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一出，才得词中三味。但是晏几道的词短于铺叙，贺铸的词短于用典。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情深一片，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就象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黄庭坚的词内容倒是充实，却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块美玉，却有些斑点，所以价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
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
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
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之浅輭，无难摧砬，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以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曾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馀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而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贵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势所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强，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
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夸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锺、王以降，略可言焉。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奉书，辱示以政理之说及刘梦得书，往复甚善。类非今之长人者之志，不惟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然则蒙者固难晓，必劳申谕，乃得悦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贫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诚当也。乘理政之后，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后，其可尔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赀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则将信其故乎？是不可惧挠人而终不问也，固必问其实。问其实，则贫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赋矣，安得持一定之论哉？若曰止免贫者而富者不问，则侥幸者众，皆挟重利以邀，贫者犹若不免焉。若曰检富者惧不得实，而不可增焉，则贫者亦不得实，不可免矣。若皆得实，而故纵以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唯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因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太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兄云惧富人流为工商浮窳，盖甚急而不均，则有此尔。若富者虽益赋，而其实输当其十一，犹足安其堵，虽驱之不肯易也。检之逾精，则下逾巧。诚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产为征，故有“杀畜伐木”之说。今若非市井之征，则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问，推以诚质，示以恩惠，严责吏以法，如所陈一社一村之制，递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实？不得其实，则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须一定制，而后兄之说乃得行焉。蒙之所见，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谁耶？理欤，弊欤？理，则其说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说其在可用之数乎？
因南人来，重晓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议，愿同梦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饶之理，小也，不足费其虑。无所论刺，故独举均赋之事，以求往复而除其惑焉。不习吏职而强言之，宜为长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则无以来至当之言，盖明而教之，君子所以开后学也。
又闻兄之莅政三日，举韩宣英以代己。宣英达识多闻，而习于事，宜当贤者类举。今负罪屏弃，凡人不敢称道其善，况又闻于大君以二千石荐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于直道，斯古人之所难，而兄行之。宗元与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驰者也，兄一举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见叔向，今而预知斯举，下走之大过矣。书虽多，言不足导意，故止于此。不宣。宗元再拜。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馀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