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君

〔清代〕黄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作品简介

《原君》是清代史学家黄宗羲所写的一篇文章。“原”是推究本原之意,“原君”就是推究怎样做君主的道理。

创作背景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当时黄宗羲五十四岁。向远处看,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地主、市民阶级日趋壮大,资本主义因素也就渐积渐多。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也就出现了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潮。包括《原君》在内的《明夷待访录》,就是这种社会大思潮的一个产物。向近处看,社会刚刚经历了一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的历史大动荡:明王朝的覆灭,农民大起义的失败,以及清政权的建立。作为亡国遗臣的黄宗羲,力图追究这场社会大悲剧的原因,《原君》以及《明夷待访录》中其他文章,便是这种探求的结果。

翻译注释

翻译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

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

注释

(1)许由、务光:传说中的高士。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就隐居箕山中。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

全文拼音版

yuánjūn
yǒushēngzhīchūrénréntiānxiàyǒugōngérhuòxìngzhīyǒugōnghàiérhuòchúzhīyǒurénzhěchūzhīwèiér使shǐtiānxiàshòuzhīhàiwèihàiér使shǐtiānxiàshìhàirénzhīqínláoqiānwàntiānxiàzhīrénqiānwànbèizhīqínláoéryòuxiǎngfēitiānxiàzhīrénqíngsuǒzhīrénjūnliàngérzhěyóuguāngshìéryòuzhīzhěyáoshùnshìchūérzhěshìzhīrényǒusuǒzāihǎoèláoyóurénzhīq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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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学者称为梨洲先生;又固曾筑续钞堂于南雷,人又称他南雷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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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

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

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

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

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

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

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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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

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

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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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 “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育,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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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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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 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 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国家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虽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

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